中国是农业大国，孙中山自幼生活在乡村，目睹近代中国农业凋敝、农村落后现状，十分关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建设问题。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体现了他的农业发展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孙中山在大本营时期的短暂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在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广东的农民运动迅速崛起，国民革命也在基层迅猛开展起来。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压制农民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基层实践以失败告终。

《实业计划》对发展农业的认识

《实业计划》撰写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初完稿，原稿以英文写作，题目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该书由廖仲恺、朱执信、林云陔、马君武等联合译成中文，1918年3月7日，该中文本“篇首”部分刊发于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8月起，陆续发表于国民党机关刊物《建设》上。该书英文本1920年7月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本以《实业计划》为书名，1921年10月在上海由民智书局出版。《实业计划》被孙中山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实业计划》全部包含十种事业，即：（一）交通之开发；（二）商港之开辟；（三）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四）水力之发展；（五）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即水泥）之大工厂，以供上列各项之需；（六）矿业之发展；（七）农业之发展；（八）内蒙古、新疆之灌溉；（九）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十）移民于东三省、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这十种事业分见于六大计划中。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孙中山自幼生活在乡村，十分关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建设问题。在孙中山的国家施政总方针《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弊病一针见血：中国为农业国，其人数过半皆为食物生产之工作，中国农人颇长于深耕农业，但是为什么农业不发达，有几个原因：缺水或者因地主投机求得高租善价，不肯放出。孙中山认为中国土地虽然很多，但不能养足四万万人的原因是因为废地太多，他提出两个发展农业的根本方法：第一是用自由农业法保护、奖励农民，使其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第二是测量农地，设立农器制造厂制造现代化农器，而不是依靠外国资本的力量使耕地出产更多。

孙中山指出了中国作为农业国不发达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展实业与技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设立中国自己的农器制造厂，而不必依靠国外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不仅提出了解决发展农业的技术之法，更提及由于地主投机问题，收益无法归于农民，而导致的农业落后，解决之道即让农民享有自己劳动果实，安于耕作。

《实业计划》作为经济建设的方略，是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目标，谋划中国全方面发展的理想蓝图，而要更深入讨论孙中山农业发展思想就必须提及孙中山民生主义中土地思想的内核。

孙中山的土地思想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平均地权”，其要旨在于平均地税的承担义务，使“土地皆有税”。“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让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抽税。其实施前提是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孙中山在其论著和各种讲话中，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土地国有”政策，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但是孙中山并不主张将一切土地都收归国家所有，孙中山1912年在广东发表演说时指出：“土地国有之法不必尽收归国有也，若修道路，若辟市场，其所必经之田园庐墓，或所必需之地亩，即按照业户税契时之价格，国家给价而收用之。”1923年10月18日，经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呈请，孙中山发布指令，同意颁布《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在广州市试行，该条例附有实施理由书及说明，理由书重申了孙中山平均地权之说，《条例》共5章37条，提出应对“都市土地”课税，说明中也明确表示土地税分为普通地税、土地增价税两种，土地增价既系社会之产品，政府征收一部以办社会事，自无不合之理。此为大本营时期孙中山争取财政经费的重要举措，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大本营政权对土地私有制的保护与允许。

在与苏俄接触后，孙中山的土地思想并没有改变，在1924年他对农民讲习所学生讲话时，肯定“耕者有其田”，但认为中国与俄国不同，“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如果马上将小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小地主便要受损失，一定是起来反抗，他强调不会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希望农民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归根到底，他仍然是主张按平均地权的办法，来解决农民问题。因此他一再告诫农民要“谨慎”、要暂时忍耐，不要在全体农民还没有联络起来结成团体的时候，“便要抵制田主，或者抢田主的钱。”这是既要避免农民受祸吃亏，又要防止农民闹出乱子，要求农民在联络好组织好之后，再请政府来“指导”农民争利益。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采取的途径则是他一直珍视的“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的平均地权方法来解决。

大本营时期孙中山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与实践

与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同时进行的是国民党人开始反思没有发动广大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戴季陶提出国民党1920年要做三件工作，其中一件就是“发起一个大大的农民运动”，“组织各地的农民组合，第一铲除高利盘剥以放乡赈为生活的万恶绅士，第二铲除专事欺侮压迫乡间诚实的人民的胥吏差役。”

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南下护法时也宣布他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将采取“保护农民”“提倡农会”的新方针。但是，由于孙中山此时仍然热衷于依靠地方军事势力继续开展“护法”斗争，国民党人和农民相分离的情况仍未得到实际的改善。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权，随着政权逐渐稳定及共产党人在海陆丰地区开展轰轰烈烈农民运动，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开始认识到从事农民运动进行国民革命的必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主持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农民运动看出来，宣言中首先充分肯定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而国民党正在做的革命就是为农民奋斗，“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而宣言中也明确了国民党的基本土地政策与农民运动方式，即平均地权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原则。“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而对于农民运动国民党则需要积极扶持。

可以看到，孙中山打算在保持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宁愿运用和平的经济手段，即付款赎买的办法，也不采取暴力的政治手段，即无偿剥夺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在孙中山重要助手古应芬的一份针对土改意见更加得以体现：意见中要求保护佃户，实行二五减租，政府将此地租收入之一部分为发展农业之用。

为开展农民运动，国民党决定设立农民部，而首任农民部部长是共产党人林祖涵，自此，国民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实施。1924年7月15日，大本营发布《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本政府为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其特别之任务，在督促占全国国民大多数之农民使之加入国民革命运动。其后为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基层人员，筹建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与支持下，广东农民运动走向高潮，有报道称，国民党农民部自成立以来，对于农民运动，无不尽量发展，而各乡农会，亦纷纷成立，以谋农民利益。全省农会更是在10月份就成立了47处，人数共6万余人。孙中山在实践中要求注意方式方法，他强调：“在当前组织农民协会的形势下，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宣传都是策略性的错误。”廖仲恺还认为：“中国农村的情况很特殊，宗族关系还没有打破，地主、豪绅和农民往往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有同一个姓氏。由于农村是比封建结构还落后的宗法结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更像叔侄关系，而不像两个敌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由于孙中山坚持三大政策，两党合作下的农运仍然在积极开展着。国民党在孙中山指导下制定了土改方案以及一系列政策，共产党人在妥协中积极参与基层动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促使广东地区农民被迅速动员起来，广东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在此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也迅猛开展起来。1925年，随着革命领袖孙中山及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去世，国民党右派开始逐渐掌握政权，压制农民运动，最终导致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领导下的农运终结，一场由孙中山思想主导的土地改革的实践也就此结束。

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后政局相关稳定，并采取了三大政策，进行国共合作。国民党也在孙中山农业与土地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土改方案及一系列农民运动政策进行农村方面的实践，这些政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得以成功开展，广东的农民运动迅速崛起，国民革命也在基层迅猛开展起来。由于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右派势力压制农民运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基层实践以失败告终。

（作者：吴张迪 单位：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来源：《团结报》5月1日5版）